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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诗歌的“草根性”潮流

时间:2017-08-17 16:34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如果说,二十世纪只是提出了一个新诗的概念,并且这个概念被和现代进步、民族复兴、动员、启蒙和思想解放等宏大叙事在了一起;那么,二十一世纪才真正出现了新诗本身的兴盛,新诗回到了诗歌的本体,回到了作为个人抒发情感、日常生活呈现、和个体灵魂安慰的自发自然状态,可称之为诗歌的“草根性”,其表现在三个方面:

  一是底层草根诗歌兴起。最早被称为“草根诗人”的,有杨键、雷平阳、江非、江一郎等人,后来又包括所谓“打工诗人”如郑小琼、谢湘南等,以及最近的余秀华、郭金牛、许立志等诗人的出现。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:大多出生于偏僻地域,生活于社会底层,但得益于、教育普及,尤其是网络带来的便捷,消除了知识信息的不对称,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,接触并学习经典。然后在社会摸爬滚打中,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沉淀,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,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。于是,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,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,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,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。他们幸运地赶上网络时代,无需再经过传统的漫长寻求刊物发表的过程,通过众多自和新,诗歌便获得广泛,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。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,这是生长并经过了真正的激烈竞争才脱颖而出的一代诗人,他们如果不是基础牢固深厚,很容易就会被淘汰。

  其实,这一现象并非新现象。《诗经》就有“风雅颂”的分类,“风”接近于民谣,作者是无名的底层人士。唐代诗歌有类似特点,林庚先生称之为“寒士文学”,认为李白、陈子昂这样的诗人从不忌讳自己出身布衣,所以盛唐诗歌有“布衣感”。五四时期,更主张“平民文学”。所以“草根”一词,是一个随历史变动的相对的概念。

  二是女性诗歌的繁荣和女性诗人群的大规模出现。网络时代尤其是个人博客出现以后,女性诗歌蔚成潮流。过去的诗歌史,女性基本是缺席者。中国古代传统中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根深蒂固,诗歌史上女性的缺席,女性经验与感受的缺位,女性被代言,情况非常严重。五代十国时期,一部以女性的名义编纂的词集《花间集》,艳丽香软的词风,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,里面所收诗歌大多是关于女性的感受、生活与诉说的,但作者全是男性。五四以后,女性诗人稍有增多,但新诗史上女性诗人仍寥寥可数,冰心、郑敏、陈敬容直到舒婷、翟永明,何其少也。这一状况,进入二十一世纪才有所改观,随着教育的普及,男女平等观念的深入,网络带来了诗歌艺术化。在网络时代,全球化的交流融汇,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。女性要诉说,自己发言,,张扬性情与思想,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标志。

  女性相对更坚守真、善、美与爱等诗歌最基本的品质,其发展可能会冲淡当代诗坛的争斗、、萎靡之气。女性诗歌创作天生依赖经验感受,不像男诗人那样过于拘泥于观念,再者女诗多不陷入圈子之争,相对,不像男诗人容易产生观念义气之争,不一样的写作,也就能更广泛地吸收,所以反而可能兼容包蓄,成就大器。

  三是地方性诗歌的活跃与旺盛。地方诗歌传统和文化传统古已有之。中国地方文化诗歌之多样性,与中国地形地貌多样性有关。地方诗歌和文化的互相竞争,恰可造成多样性、多元化及其相互激发借鉴融合,带来活力。1980年代确有不同,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,集中在,至第三代,情况稍有好转,但也还是只有四川、华东等两三个中心,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、诗歌来自创流通渠道。如今,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,一方面解构了中心,另一方面却是处处皆中心,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,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,向上争夺发展空间,充满生气活力。“礼失求诸野”,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、阳刚之气,野性,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。

  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,但还缺少得到广泛的大诗人,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,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。当然,这需要时间。

  “草根性”诗歌时代的到来,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因素,也有历史的和文化的原因。首先,在中国文化中,诗歌有特殊的地位。中国历史上是“诗国”,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,不读诗,无以言,有《圣经》,中国有《诗经》。按钱穆的说法,诗歌在中国有类似教的作用,诗歌为中国人提供价值和生活意义。所以,中国有着广大的诗歌市场,而在这传统诗歌的背后,其实是中国有着广大的心灵市场。海峡两岸慈善书画展大爱一个观念多元化的时代,诗歌实际上承担着一系列关乎心灵的作用,比如个人情感的抒发,心灵的寄托,个体的救赎和安慰。而诗歌可以说是最有基础、最直接便利、成本也最低的心灵安慰品和营养剂,当社会中上层迷于别的治疗法和解救药时,草根底层人群反而将这一最古老有效的疗养方式捡拾起来了,这就可以理解为何如此多的底层草根诗人写诗,而一旦有人写出好诗,又有那么高大上的人群由衷喜爱并为之推广。有人认为诗歌是底层世界的武器,对此我不能苟同。在我看来,他们更多地是通过诗歌抒发感情、安慰和。

  其次,教育普及、文化化及网络催化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。三十年来的稳定发展,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,为文化化创造契机。新诗历经九十年,通过教育推广,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。“草根性”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,具有更扎实的基础,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、打工诗人出现都说明了这一点。诗歌“草根性”的出现与网络有密切关系。网络技术产生两个有益效果: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,培养了创作者,进而文化创造力,同时也培养了读者,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;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,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,创造更优秀作品。

  中国新诗经过百年的积累,也许到了一个爆发点。新诗百年,就是一个不断渐进发展的过程,思想上、技巧上都有明显改进和变革,再加上与全球化背景,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、现代诗歌(经过翻译的现代诗歌可以说也成为了我们的传统)、百年新诗三大传统,开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。

  在新诗百年之际,强调诗歌的“草根性”,还有这么一个深层思考: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,在已经向外()学习之后,需要再向下(本土)、向内(传统)寻找资源和动力,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,包括生活的、美学的世界。这方面,的现代诗歌运动可以作为参考和启迪。现代诗歌刚开始时也是唯马首是瞻,余光中、洛夫等都主张西化,强调“新诗乃是横的移植,而非纵的继承”,推崇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,但他们越是深入和开掘,就越是返回土地、传统和个人切身经验,所以余光中这样原本学英语、表示要彻底抛弃否定中国传统的诗人,最后无法克制巨大的乡愁,继而比谁都转向最快,礼赞“中国,最美最母亲的国度”,“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”,“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”,“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”。洛夫则写起了禅诗,“天涯美学”。郑愁予则成了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。2017丝绸之路国际慈善公益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隆重举行。其实,这样的忧虑不独中国诗人有,美国自创国以来,从爱默生、惠特曼到罗伯特·勃莱,都在为创造一种立足于“新”的美国诗歌而努力,模仿欧洲诗歌的陈腐风气,呼吁“寻找美国的诗神”,试图创造出一种彻底摆脱英国阴影的“全新的美国诗歌”。

  所以,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来说,也许这一切还只是开始,“草根性”只是一个广大而厚实的基础,仅仅百年的新诗还需要试验、融汇、整合和提升,创造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诗歌有赖共同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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